Galerie Eva Vautier很高兴第二次为艺术家Marc Chevalier举办个展。继2020年的首次展览《Les tableaux n’existent pas》（画作并不存在）——他在其中推进了绘画的边界——Marc…
Galerie Eva Vautier很高兴第二次为艺术家Marc Chevalier举办个展。继2020年的首次展览《Les tableaux n’existent pas》（画作并不存在）——他在其中推进了绘画的边界——Marc Chevalier这次为我们呈现的，是专为此次展览新创作的近作与一些较早作品之间的对话。 Marc Chevalier于1993年毕业于尼斯Villa Arson，1996年参与创办了艺术家自营空间La Station（artist run space）。其艺术之路从巴黎延伸至柏林，2012年他回到尼斯，并在此继续他的实验。对他而言，观念并不先于作品，它是在制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，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行动与反馈中不断演进。 作为一位实践形式多样的艺术家，他探索不同的表达方式，拒绝局限于某一种艺术语言；因此，在一件雕塑之中，人们可以隐约看到一幅素描、一幅绘画或一场行为的残留。每件作品都体现出多媒介的启发，观者的感知正是在其中得以建构并逐渐精微。Marc Chevalier引发一种抽离，邀请我们体验一种主动的凝视。 Christian Bernard撰文 Marc Chevalier，或今日的怀旧 Marc Chevalier的展览《Pouvoir faner, vouloir fleurir》呈现为两组风格迥异的作品，分别安置于Galerie Eva Vautier的两个主要空间之中。先是画作，随后是雕塑。另一组画作则展出于楼上。 没有画作的绘画，没有绘画的画作 艺术家所称的「画作」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「一滴颜料也没有的绘画」：以广告用的胶带制成，或多或少半透明，直接绷在画框上，别无其他承载物。「绘画」层省去了画布。胶带上的印刷图案提供色彩，而胶带本身充当画布。在此可见Chevalier先生解构式的专业技艺。 此处展出的这一系列小幅方形画作（20 x 20 cm）徘徊于图像与抽象之间。文字处处穿插其中（来自广告的文字，以及一种特别的语言与符号用法），参与画面的动态结构。 最常见的是，从中央区域放射而出的线条产生一种爆炸、漩涡、旋涡般的图像感受，它可能让人想起某些至上主义或构成主义作品，也让人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广告视觉传达与政治宣传的平面风格。画面中滋生出一种张力，似乎要溢出画框，因为运动的观念在其中占据了主导。 Chevalier从学生时代（即Villa Arson时期）起，便致力于以颜料涂于画布之外的其他手段延续绘画。他最早的「胶带」画即作于那一时期。当时使用的胶带仅为单色，它们所勾勒的线条按正交方式组织，色彩与形式在其中合而为一，几何抽象构成了它的背景。晚期的Mondrian与Barnett Newman可算是遥远的先驱。相反，今天的画作也让人联想到某些漫画和波普艺术的整体图像世界。它们似乎表达出一种紧迫、混乱或恐慌的情绪。 悬挂于楼上的小幅画作属于另一种手法，它与胶带画一样古老。这些是「水洼」。它们由倾倒在市售印花塑料袋上的小滩液态颜料构成。颜色在其中干燥，或多或少地吸收了袋子上的印迹。这有点像不带图形的滴洒画（dripping），又像一种非自觉的转印（décalcomanie）。形式即是水洼本身那无定形的样子。随后，艺术家将数个没有承载物的颜料水洼叠加，最终形成一种软质的画，别钉在墙上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绘画。绘画就这样得以延续，同时却放弃了绷在画框上的画布这一古老的舒适，也放弃了制造图像、勾画形状或人物的意图。在这里，绘画再次被解构、拆解又重组，以另一种方式被重新演绎。与Fluxus精神相近，Chevalier先生任由液态的材料自行流动，他只是将结果两两配对、粘在一起。然后，他为它们取了一个与其尺寸（边长约20厘米）极不相称的标题，例如「Deux mètres trente par deux mètres quatre-vingts」。这种标签中引入的矛盾暗示，我们此刻所看到的微缩版本，原本应当是这幅绘画可能或理想的尺寸。在这里，整部作品所贯穿的幽默也隐约浮现。 荆棘丛中的几何 专门陈列雕塑的展厅可能让人以为面对的是另一位艺术家。事实并非如此，人们同样可以说，这些作品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雕塑。 雕塑史在它摆脱其确立性的动作——如减法（从一块整体中去除材料）、塑形或聚合（以组装为其延伸）——时迎来了重大转折。它很快便离开了底座，摆脱了一切表现性，直面运动，或反思自身的构成要素。二十世纪的雕塑致力于不再是它在数个世纪中所是的东西，这是它的现代时刻。正是在这一分析视野之中，我们才能去观看Chevalier先生近期的作品。他的立体作品安置于展览空间之中，在其中承担雕塑的角色。它们竖立在地面之上，依靠墙壁，在看似不稳的平衡中站立，它们以线条勾勒出一团团纠缠的线束，仿佛一阵微风便足以将其吹倒。 用来建构或组合这些雕塑的材料，几乎全部来自植物界：花朵、禾本科植物的秆、细枝、瘦弱的小棍、枯萎的蓟、普罗旺斯的芦竹，它们采集自帕永河岸，也就是艺术家尼斯工作室的近旁。这里没有异国情调。这些都是常见、朴素、不起眼的植物，夏天很快便会被晒干，是路堤上的幸存者。这种手段的选择奠定了这件作品的基调。它的目标不是持久，脆弱才是它的本质。Chevalier先生以这些细长发黄的茎秆构成雕塑，并由此赋予它们第二次生命。它们之间只是以胶带简单相连。两种元素的异质性正是这一杂交与嫁接工作的象征核心：注射器也参与其中，固定在形体的连接点上（例如二十面体）。在这些被使用的「杂草」那无害的脆弱之上，他嫁接了坚硬、尖锐而具有攻击性的物件，它们来自治疗与毒品这两个矛盾的世界。 展览空间被这些他所组合的雕塑所占据，它们的元素是线条，在空间中勾画出线条，勾画出空间。由此，它们置身于Julio González[1]或Fausto Melotti[2]那些「线状」作品所开辟的英雄般的脉络之中，也不能忘记Mario Merz的柴捆。这并不是说Chevalier先生的作品有多么博学，也不是说他在玩弄那些用以加冕的引文。他并不靠这些历史记忆做买卖，而是以自己的直觉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。 不难理解，Chevalier先生的造型活动事实上处于一段艺术史之中，那个时代已经远去，它改变了人们辨认艺术的范式。但是，这件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激进的作品，也属于它自己的时代：其经济性、其生态性、其对脆弱的敏感，以及微小与弱小所具有的矛盾力量。其中低语着我们那不确定的命运。 Christian Bernard，2024年12月9日。 [1] 例如：《Petite danseuse III》，1934-1935年；《Grand personnage debout》，1932-1935年；《Maternité (linéaire)》，约1934年。 [2] 例如：《Carro I》，1969年；《Il sacco》，1969年；《Festa degli alberi》，1970年；《Composizione libera》，1970年；《La medusa allo specchio》，1974年；《La camicia di Archimede》，1983年。 Marc Chevalier展览现场图，「Pouvoir faner,…
